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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郭宇昕

《嘉靖帝复古传奇手游皇家大学士在哪里的四时：皇帝与首辅》复古传奇手游皇家大学士在哪里，【美】窦德士著，谢翼译，后浪丨九州出书社2021年6月出书，336页，68.00元

明世宗墨厚熜，系明宪宗墨见深四子兴王墨祐杬之次子，即明孝宗墨佑樘侄、明武宗墨厚照堂弟，正德二年（1507）生于兴王就藩地湖北安陆。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无嗣而崩，墨厚熜依宗法承袭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开启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时代。

嘉靖帝及其子隆庆帝、孙万历帝在位时间总和将近百年，却以怠政之名见诸史册，论者认为皇帝怠政于上、百官贪腐于下，以致大明帝国日薄西山，在席卷全球的“十七世纪危机”中滑入了天崩地坼的“明清鼎革”。又另有史家认为嘉靖帝虽外表不睬政事，现实仍“乾纲独揽”，以权谋把持大臣、中官，有效掌控了明朝运转已久的权要机器，在嘉靖帝祖孙三人的统治下，明朝经济开展、社会繁荣，以致世风迁徙、崇尚奢靡，明末文人一时竟有了“幸生圣明极盛之世”（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的缥缈盛世感。

基于差别的角度、差别的立场，对汗青人物的评价总有差别。对嘉靖帝及当时代的批驳对立如斯明显，明示着后人，嘉靖一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复杂超越我们想象。而比拟以《万历十五年》闻名于世的万历朝，嘉靖朝好像隐入巨烛之下的阴影而不为人所重。国内学者林延清著有《嘉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书社，1993），胡凡著有《嘉靖传》（人民出书社，2004），卜键著有《明世宗传》（人民出书社，2013），均未到达《万历十五年》的传布度。通俗做品方面，最出名莫过于2007年电视持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至今仍被史学喜好者评价为“神剧”，但上映时收视暗澹，至今未见重映。现在，出名元明史学者窦德士所著《嘉靖帝的四时：皇帝与首辅》译介出书，或可引起学界与群众的重视。

窦德士与本书

窦德士（John W. Dardess），有时译做“达第斯”，1937年1月17日出生于纽约，1958年结业于乔治城大学，196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6年至2002年任教于堪萨斯大学，持久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作颇丰，其代表著做包罗《明代社会：14-17世纪的江西泰和》（1996）、《儒学与专制统治：成立明朝的精英》（1983）、《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开展面面不雅》（1973），他还参与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元朝后期部门的撰写。2020年3月31日，窦德士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本书英文版Four Seasons: A Ming Emperor and His Grand Secretarie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出书于2016年。全书将嘉靖朝四十五年的汗青按照时代特征划分为春夏秋冬四时，每一季均有一名代表性的首辅大臣。做者以记载皇帝言行与军国大事的《明实录》及四位首辅的奏议文集为次要史料，依时间挨次铺陈论述了嘉靖帝与那四位首辅大臣的互动。和前述代表做差别，本书并不是研究型著做，而是以叙事为主，做者无意在书中提出严重概念或是构建模子，但交叉此中的议论亦值得读者思虑。藉由那种更高层的君臣互动视角，读者可窥见其时明帝国政治的运转，国度治理的过程，以及政治格局的变更，那也是做者将本书比方为“打入瓦砾、土壤和岩石中钻孔的探测器”的意图。

“四时”的大轮回与小轮回

将长时段以一年之四时做喻并不是窦德士的初创，早在明万历期间，张涛在《歙志·风土论》按照社会风气的变革，便测验考试将明朝此前的汗青分为四时，顾炎武将其全文录入《全国郡国利病书》中：

弘治以前，“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至正德末、嘉靖初，“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

至嘉靖末隆庆间，“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到张涛本身时代，“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

关于以后的汗青，张涛天然是不晓得的，他也只能说“后有明天将来则唯一阳之复”那种轮回的可能。

卜正民（Timothy Brook）很喜好那种比方，认为用“那种周期轮回的隐喻”停止论述能够“捕获明人关于他们身处此中的阿谁时空的些许感触感染”，因而他写做《纵乐的猜疑》一书时也将明朝分为冬（起头）、春（中期）、夏（完毕）三季，而以秋（扑灭）做为结尾。四时，也恰是其时人捕获所在时代“变革脉搏”的感知，用以描述一个无开展的变革轮回，恰到好处。

无论四时仍是三季，张涛仍是卜正民，他们的分期中，嘉靖朝都位于两季更替之间，也恰是嘉靖帝的登基拉开了一系列变更的序幕，成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大轮回中的一次剧变，而其在位的四十五年亦足以完成一轮春夏秋冬的小轮回。

在那四十五年里，现实履历了不行四任首辅，但此中任期最长的四位，也是本书四个部门的仆人公，张孚敬（1475 －1539 年，浙江永嘉人）、夏言（1482 －1548 年，江西贵溪人）、严嵩（1480－1567年，江西分恼人）、徐阶（1503－1583 年，南曲隶华亭人），刚好代表了嘉靖朝的春、夏、秋、冬，他们配合塑造了嘉靖朝的君臣关系与内阁政治，其影响以至超越嘉靖朝，远及隆庆、万历。

嘉靖朝首辅表，据孙卫国：《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考论》

皇帝与首辅的政治日常

做为“故事书”，本书始末紧扣“政治”的主题，以四位首辅的生长史为线索，诲人不倦地列举了每个时代首辅的日常工做、与皇帝的互动，以及其时的严重政事。

“四时”正式起头前，是嘉靖帝的退场，也是他与前朝旧臣定夺、打造本朝班底的起头，故此不属于嘉靖帝的四时。但此时嘉靖帝的权谋已经初露矛头，张孚敬等后来的配角亦已崭露头角，四时已有萌生之势，帝业亦已成形。从本身的入城仪，到母亲的入城仪，再到尊皇考的问题，嘉靖帝步步紧逼，杨廷和等旧臣则一退再退。即位一个月的时间，嘉靖帝已司理解了“权利”——若何运用小我资本，超出于那些比他年长且阅历丰硕的汉子（以及女人）之上并随心所欲（第8页）。他精准地留意到“礼”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始末将其掌握手中，又通过搀扶其时的少数派、也是资历尚浅的张孚敬等人，在人事上亦占据了主动。当“大礼议”以嘉靖帝的成功宣告完毕，产生了“两道余波”，其一是《明伦大典》的修纂，宣告了皇帝对孝道、礼节的权势巨子；其二则是做者所谓的“猎巫运动”即官员互相检举参劾，素质上是官场上的一次从头洗牌，宣告了皇帝对人事和时局的完全掌控。那两头刚好别离对应了皇帝对道统与治统的垄断，于是，旧权要黯然退去，嘉靖帝的四时正式到来。

春季的配角之一张孚敬已经在序幕中出场，当他正式步入朝堂、参预机要，嘉靖朝的改革起头了。嘉靖帝雄心壮志，有心为整个大明重造礼制，即“复古”或“中兴”，礼节变革也是他改革的重点。张孚敬在“大礼议”时做为嘉靖帝的得力助手，此时便先后以大臣、大学士、首辅的身份参与进来。张孚敬与其他首辅差别之处在于，他出任大学士时，嘉靖帝年仅二十岁，固然展示了崇高高贵的政治手腕并树立了绝对权势巨子，但究竟结果仍是少年，因而张孚敬在某种水平上承担了导师、医生、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也参与了嘉靖帝家庭事务，如母子关系、帝后关系、子嗣问题等——当然，皇帝的家庭事务同样也是国是，但究竟结果牵扯到皇帝的隐私，是以君臣在此更侧重于私家关系而不在于国政。跟着嘉靖帝的生长，对权利的占有欲日益加强，他“带着与生俱来对权利的领会，展示出钢铁般的意志和狂热的野心”（46页）。他不再依赖张孚敬，与张孚敬不合愈来愈大。而当大臣与皇帝在战略上发作不合，根本已经预告了前者的离场。在三次下野后，张孚敬最末于嘉靖十四年（1535）彻底致仕。此时，做为少年皇帝夺权东西的大礼拥护者已经全数分开舞台，那标记着万物初萌的春季已经完毕，嘉靖朝即将迎来浩大强烈热闹的夏日。

正如夏之万物实萌生于春，嘉靖朝夏日的配角夏言在入阁前已履历任要职数十年，早在杨廷和时代便已参与政事，在“春季”时更以祭祀六合等礼节变革深称帝意。做者在对夏日的论述时，以夏言入阁为节点将其分为前后两段。入阁前的夏言是一位“手艺专家”，获得了一系列成就，涉及了明朝统治的方方面面。夏言的工做不行于嘉靖帝所沉浸的礼节革新，从兵科给事中的职位起头，他纠劾佞臣、清查冗官、整理庄田，对那些工做绝不够衍。固然嘉靖帝其时有意以张孚敬等一派造衡、压服杨廷和等旧臣，但仍需要杨廷和、夏言等人肃清弊政。嘉靖十年（1531），夏言出任礼部尚书，起头参加到礼节规划与变革的工做中，做者将那段期间的工做归纳综合为“在愤慨吃醋的同僚不竭地攻击下，办理礼节重建方案，监管外交关系，办理藩国以及权要录用系统……参与皇帝的家庭事务”（126页）。夏言的内阁生活生计则是不胜利的，以至能够说是失败的。做者无法地说：“明朝中期的权要生活中，没有人能逃离剧烈的人机匹敌和地下派系”（121页），夏言也不破例，在做为入阁预备的礼部尚书任上已经备受攻击，入阁后第一段任期即因阁臣反面而离职，第二段任期仍然陷入“更高层的匹敌”中。固然夏言做为“手艺专家”治国有术，但做为大明的首辅，更需要的是和嘉靖帝本人的互动才能，而那并非夏言所长——最末，夏言被牵入曾铣“复套之议”一案，严嵩等乘隙起事，“竟坐弃市”。夏日戛然而行，转入肃杀萧条的寒秋。

史乘评论夏言之死，有“以骄蹇得上恶”之论，故为严嵩所乘。严嵩在那方面的性格上与夏言构成了明显比照，后人以严嵩为奸臣，现实也是看到了他巴结上意、营私舞弊的一面。是以做者在写做时，也有意将严嵩与夏言停止比照，好比强调他“所拥有的蔼然可亲的外表和灵敏的政治手腕，也恰是夏言缺乏的”（149页），好比两人在待人接物上“夏不可一世，严较为温和”（154页），又好比严嵩在接任夏言留下的礼部尚书后，做者以同样的挨次讨论了他任内的工做：“包罗外交关系、学校和测验，然后是藩国和其他。”（168页）做者没有纠结于严嵩的贪腐事迹，而是将重点放在严嵩处置的政事及其与皇帝的关系上，指出严嵩“不是理论家、反对者，也不是狂热分子”的中庸、务实一面，当然也没有承认严嵩的野心与欲望。严嵩很大白，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不竭取悦嘉靖帝。当严嵩做为首辅登台，嘉靖朝已颠末半，皇帝已在位二十七年，履历了春、夏两季，早已不复当初的热情。嘉靖帝在统治前半段，不只精神充沛地参与礼节重建，亲力亲为践行各项仪式，还乐此不疲地干涉群臣政务，到了后半段，皇帝末于疲惫了，起头沉湎于精神世界的崇道修仙，与群臣的关系越来越依赖于有限的高级权要沟通。严嵩以道教的青词取悦嘉靖帝，又能为嘉靖帝选拔能员、把握群臣，故固然明知严氏一门贪腐，但深居西苑、逃求平静的嘉靖帝却仍需要严嵩为本身遮风挡雨。严嵩擅权近二十年，时“士医生侧目屏息，不肖者驰驱其门”，朝政萧索，国势日颓，大明已是秋风日紧了。

严嵩以巴结上意稳固权位，以参劾攻讦使夏言垮台从而上位，挖苦的是，在担任首辅的最初岁月，他却因忤逆上意而失宠，又被随之而来的弹劾末致垮台。“嘉靖对严嵩有自觉的感情，严嵩对本身的儿子也有自觉的感情，但是嘉靖和严世蕃之间没有一丝感情，那最末招致了整个机器的瓦解。”（232页）随之上位的徐阶是一位出色的首辅，在其之前的仕途中持久垂头实干，在外省历任亲民之官、备察民情，在中央处置了包罗皇子冠礼、方皇后入太庙、外国朝贡、俺答汗犯境等问题，其入阁前的履历丰硕水平远超前面的三位首辅，入阁后亦能进退两难，在严嵩擅权期间了如指掌、隐忍不发，还共同嘉靖帝修道而撰写青词，颇膺帝眷。在内阁低调履历十年后，徐阶以娴熟的政治技巧一击致命，彻底击败独霸朝政二十年的严氏父子，时为嘉靖四十一年。今天的我们天然晓得嘉靖帝还剩四年寿命，其时的明朝人恐怕也能感应严嵩垮台后的丝丝寒意，嘉靖帝的统治已近老年末年。而徐阶顶住了下滑中的明朝国势，让轨制恢新生力、从头注入了能量。在嘉靖朝仅剩的时间里，他批改了严嵩死后留下的统治机器，为内阁造定了标准——内阁、连同内阁首辅的权责事务，恰是在嘉靖朝历任首辅的理论中逐步成型。做者对徐阶评价颇高，称其为神机妙算的“党人”，赞许了他拥有丰硕的履历，同时能接近嘉靖帝，在政治上能与权要打交道、并在恰当时机出手（272页）。正如隆冬仍然储藏着活力，徐阶所在的冬季固然驱逐了嘉靖帝的离世，但同样为将来的隆庆、万历之世开启了改革的希望，如斯，似乎新一轮春夏秋冬又将启动。

全书最初，做者列举了晚明与清人对嘉靖帝及当时代的评价，大致是晚明人评价倾向于积极，认为嘉靖帝实现了“中兴大业”，而清人则认为嘉靖帝仅仅是“中材之主”。做者本人的评价兼具两面，一方面必定了嘉靖帝在政治上对权利的控造，另一方面则对嘉靖帝的生活与豪情暗示厌恶。至于四位首辅，做者曾在徐阶退场时给了每小我一句简单的评语，兹录如下：

张孚敬：犀利的意识形态兵士；

夏言：出色的手艺专家；

严嵩：把持以败北为根底的权要机器的政客；

徐阶：将小我行为形式（“致良知”心学）引入高层政治范畴、不同凡响的大学士。

日常背后：礼节、皇权与明朝政治

与大大都人想象差别，政治的日常、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日常长短常无聊的，英国出名政治喜剧《是，辅弼》就自嘲过“攻讦政府的剧是世界上第二无聊的，第一无聊的是歌颂政府的剧”。但那种流水账式的政治日常，或许才更接近汗青的实在。

侯旭东在《什么是日常政治史》里深思了“只是存眷轨制运行中发作变革的若干时刻”和“构建大事务序列或线索”的研究办法，提出了“日常统治”的概念，即：处置件、事务序列、轨制转向存眷小事务、事务，存眷人与事务的关系，同时亦由存眷“变”转向存眷“常”，以及“常”中若何产生“变”。前面提到的《万历十五年》，其英文题目“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后半段“不重要的一年”，黄仁宇称“那平平平淡的一年中，发作了若干为汗青学家所易于轻忽的事务。那些事务，外表看来虽似末端末节，但本色上却是以前发作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涛的机缘”，后人将那不重要的一年置于晚明的政治变更中，却可以发现“风起于青蘋之末”，也恰是此意。

我们回过甚来，将本书做者记录下嘉靖帝与四位首辅日常往来的政治活动，置入明朝政治的长河中，会发现什么？

本书更大的布景，就是明朝政治的过火成熟。“它是成熟的力量，其机构兴旺而不变，政治思惟锚定在文明的黄金时代，在地缘政治上的姿势是确定稳定的。治理明代中国的庞大权要机器也是同样成熟的，以至是过火成熟的。”（vii页）而做为一个过火成熟帝国，在政治中的表现即是对“礼”的重视。明代中国整体承平无事的气氛，使得礼节的重要性超越了国防和国内平安等其他事务（第8页）。那也是为什么，嘉靖帝从未进入京城，便如斯强调以何种礼节入城，之后更是通过“大礼议”才得以稳固本身的地位。而本书的四位首辅，全都是通过礼部进入内阁那一权利枢纽——在此之前，入阁的踏脚石是翰林院（152页），同样是涉及“礼”的部分。而四位首辅入阁前后的履历同样能够看出，他们所掌管的事务几乎都是在共同嘉靖帝、对礼节停止改革或是维系。那些看似日常的官样文章，其实恰是其时的特点。那也是《万历十五年》里所说的：“统治我们那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成能的，其法门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从命尊上。”嘉靖、隆庆、万历，一脉相承。

嘉靖帝

本书叙事的线索是嘉靖帝与四位首辅的互动，在那种政治日常的背后，是嘉靖一朝内阁政治的开展。明代内阁政治根本成型于明初杨士奇、杨荣、杨溥即“三杨”期间，他们历仕四朝，得到了几任皇帝的信赖与重用，“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又以内阁学士兼尚书之尊，时以“全国称三杨，政本在内阁”，“阁权益重”，隐约有相权之形。（韦庆远：《三杨与儒家政治》）但阁权开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不时仍有部权挑战，并且始末遭到宦官权力的造约。固然明人屡以宰比拟拟内阁学士，后世首辅张居正也一度被人称为“实宰相”，但内阁从未实正拥有过宰相的名与实。汗青学家祝总斌指出，宰相必需同时具备议政权和监视百官施行权，而即如内阁首辅也从未实正拥有过，内阁的权利始末跟着皇帝的倚重与否而涨落。做者在书中写道：“在16世纪嘉靖治下的明朝，多年不变统治的关键在于皇帝与其首辅之间的小我关系。”（231页）现实上，明朝臣下权利素质始末来源于皇帝，整个明朝、以至整个帝造中都城概莫能外。

我们在本书中看到，张孚敬因得到嘉靖帝的撑持而能在同僚孤立的情况下平步青云，夏言因礼节变革博得嘉靖帝赏识而入阁、因“复套之议”为嘉靖帝憎恨而丧命，严嵩虽结党、贪腐，屡遭弹劾，却能因嘉靖帝庇护而毫发无损，最初垮台也是因为圣眷已衰，徐阶更是在嘉靖帝与严嵩间多财善贾，在严嵩垮台后博得了嘉靖帝的相信，曲至嘉靖帝驾崩。在四名内阁首辅的死后，是无处不在的皇权——嘉靖帝。本书对嘉靖帝间接着墨不多，读者或只能在“大礼议”和宫廷事务中看到嘉靖帝的间接亮相，但做者在“嘉靖统治的宏大收场”之后、嘉靖帝的四时正式起头之前有如许一段话：

年轻的嘉靖凭着本身品性的力量，充实运用明朝皇位的传统特权，以及仅仅六位关键撑持者的帮忙，将本身的意志强加于数以千计难以应对的权要，再通过他们施加到亿万公众身上。（33页）

那种权利构造与统治形式，必定了每位首辅所施行的一定是皇帝的意志，嘉靖帝始末没有分开本书的叙事，即便已经深居西苑，其皇权的暗影仍在每位首辅的死后，挥之不去。是故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参谋，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把持，威柄不移。”

本书未竟之处

本书以皇帝与首辅的君臣关系为察看明朝政治的视角，以此串联其他主题，角度新颖，议论隐于叙事之中，可读性较强。但囿于叙事体例和体裁限造，以及做者对涉及史事的取舍，本书仍有未竟之处。

起首，本书以“皇帝与首辅”为副题目，而不是“嘉靖帝及当时代”，我们当然不克不及苛求本书对嘉靖一朝的史事八面玲珑，但因为嘉靖朝首辅现实权利并不是靡所不综，其实不能完全笼盖其时的全数大事，当做者将视角局限在皇帝与首辅、出格是四名首辅在任期间的政事时，本书涉及的史事便很有限了。明人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列举嘉靖朝大事凡十九件：

大礼、四郊、庄肃谥议、章圣南祔、京营、河道、阉宦、二后丧祔、册立分封、宸章召对、大狱、张延龄狱、甘州叛乱、大同叛乱、大同再变、辽东叛乱、南京叛乱、南倭、北虏

以上大事，本书或悄悄带过，或隐匿无闻，那都是因为首辅并未参与或参与有限，天然无法在本身的奏议、文集中留下过多记载。做者应该意识到了那一点，因而用了相当篇幅介绍每位首辅入阁前的宦迹，但那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其次，本书分为春夏秋冬四部门，每一部门均以一名首辅为中心人物，且记叙每位首辅时不拘于其首辅任内之事。因为四位首辅在事迹上有大量重合之处，势必形成“一事而复见数篇 ”——那现实也是传统纪传体史乘一弊。为避免反复，做者不能不将一事分系于各人，那形成了本来重要的史事因排列多处而首尾难顾，如“大礼议”和“复套之议”均被分离在差别的章节，此中“大礼议”更被严峻弱化。“大礼议”及其余波几乎笼盖整个嘉靖帝统治前期，深入影响了嘉靖一朝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体系体例改革，仅就“首辅”而言，尤淑君在《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中认为“大礼议影响了人际关系、权力构造及政治文化”，嘉靖帝有意付与首辅大权，以处置君臣抵触，由此才有了“相构成而初次遂大分”即阁权加重、首辅次辅清楚的体系体例。做为论述“皇帝与首辅”的著做，其实不该轻忽。

第三，做者为强调明朝对“礼”的重视，所叙首辅工做根本都围绕办事皇帝的礼节构建，差别首辅的比照也偏重于小我本质和详细庶务，那使得本书其实不能完好展示嘉靖朝政治变革的轨迹。前人与现代学者均留意到嘉靖朝在明朝内阁轨制开展中的改革一面，明人王世贞特做《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提醒了嘉、隆、万三朝内阁权利的开展，指出内阁权利愈大，始于“嘉靖入绍，尽扫其蠹而新之，归政内阁”，出格是从杨廷和起头，首辅地位凸起，后来才有了万历朝张居正擅权的可能。田澍在《嘉靖改革研究》中指出，内阁权利扩张当然有嘉靖帝有意受权的原因，但历任首辅的才能及行为也是不克不及轻忽的，如恰是在嘉靖朝，首辅杨廷和胜利压制吏部尚书、完毕了“阁部相持”的场面，其继任张孚敬“居内阁，则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将百官次序摆列成内阁-九卿-监司-守令，以内阁为百僚之首。那些在本书中都没有涉及，于是形成了本书第五章中，徐阶与嘉靖帝讨论内阁性量与感化，嘉靖帝称“此官（首辅）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徐阶强调大学士与吏部尚书均至关重要，那一段似乎凭空呈现一般。

此外，本书虽强调“礼”，但对“礼”自己及其关于皇权的意义讨论得其实不够，仅将其做为一个默认的、不言自明的布景常识，也无视了关于嘉靖朝从中央祀典到民间祠庙祭祖轨制的变化及联系关系——而那恰是第二位首辅夏言在礼节上的重要政绩，王学的鼓起也只在徐阶退场介绍时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固然可能是做者考虑到预设受寡和篇幅原因未能深切，但比照本书对“礼”的一再强调，那不克不及不说是一种遗憾。

余论

当做者笔下的严冬过去，隆庆、万历相继登基，大明朝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权利首辅时代。到底是四时重演，仍是长冬凌冽？汗青的亲历者或许最多只能感触感染到风起于青蘋之末，而他们大大都看到的是万历以后，庙堂之上寡正盈朝、万象更新，江湖之远齐家化乡、敬宗收族，各地无不以“诗书传家、簪笏盈庭”为尚，“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官商，横游蓟北”，一派“圣明极盛之世”的气象。因而，在他们看来，嘉靖帝“垂德泽于无限”，隆庆帝“海内翕然，称承平天子”，万历帝“庙号曰神，殆实如神”，实“圣圣相承”也！

但站在汗青末端的我们捧起史乘后却能晓得，当那个享国日久、过火成熟、崇尚礼乐的庞大帝国反复着日常政治，它的东北部，一个年轻、简陋、尚武的小部落正在暗暗兴起。

责任编纂：彭珊珊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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